中国的文化产业：站在历史的交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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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强调要构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发展”一共出现72次，“高质量”出现9次。那么，对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来说，应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外部环境风云变幻是历史交汇点的重要底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40余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居民生活条件与社会环境极大改观，谱写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然而，经济总量增长至一定水平之后，种种客观条件的约束逐渐导致增速的下降，这符合经济规律，也是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在“十三五”时期与“十四五”时期的交汇点、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政治史、经济史、科技史在表现形态上实现了高度统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加速演进，开始在外部环境的各个领域显现。

第一，民粹主义崛起致使西方政治体制松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际政治格局深刻调整。除中美贸易摩擦、中东战争等国际争端外，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大规模游行及抗议活动日益频繁，游行抗议人数接连创下历史新高。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调查显示，由右翼团体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土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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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经济下行颓势显著。在全球一体化深入推进的过程中涌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对全球经济与贸易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以全球分工为基础推进本国产业结构向顶端链条集聚的部分国家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中发生了巨大的失业潮现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应对增长乏力方面逐渐失灵，中心国家牵动全球经济走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再次调整对于全球经济形势的预测，指出2020年全球增速预计为-4.4%，且各个国家今明两年将出现巨大的负产出缺口和高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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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技创新日新月异，且在当前国际竞争中的战略意义极为凸显。近20年来，美国、韩国、日本、德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年均增幅均超过4%。5G、集成电路、新材料、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竞争已趋白热化，而商业上成熟的顶尖技术甚至会在某种层面遭受政治操弄，发展效率和拓展空间遭受巨大的折损。

二、以高质量发展来“办好自己的事”

十九届五中全会与“十四五”规划备受国内外关注，正是多重历史浪潮在当下交汇的结果——社会各界都希望在全球经济低迷和国际局势风诡云谲中找寻疫情笼罩下继续支撑世界和平发展的增长点，国内舆论则更为迫切地希望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实现路径的具体轮廓能够被清晰地勾勒。

十九届五中全会认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态势没有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局势，仍然需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实现“六个新”的发展目标，即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也就是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能转化的“新常态”背景之下谋划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道，成为我国积极应对历史交汇期国内外挑战纷乱繁复的有力举措。

“高质量发展”概念在党的十九大中被首次提出，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对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详细阐释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由此可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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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推动举措也在不断变化。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部署了八项重点工作（即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指出“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学界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丰富。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等专家学者相继以改善分配状况和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和消费为关键路径提出扩大内需的解决方案，这一思路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中也得到了肯定，如公报在二〇三五年的远景目标中明确指出“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明确指出“分配结构明显改善”等。

三、历史交汇期下的中国文化产业

毫无疑问的是，文化产业在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在千头万绪中厘清历史轨迹与经济轨迹的线索，有利于激活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形成强大的发展动能。

从历史轨迹来说，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繁荣发展，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绝佳实践。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夯实了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基础。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出入境游客人次近年来屡攀新高。2019年，入境游客1.45亿人次，出境旅游1.55亿人次，同比均增长3%左右，全商贸展会活动的总面积、参展商数量、订单数量和外商活跃程度也不断提升，中外文物交流愈发频繁，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对话场域。

数据来自robo.datayes

另一方面，汕头、宁波、义乌、莆田等轻工业制造集群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装备的贸易网络。同时，民粹主义影响下的西方政治体制松动、经济发展下行，潜移默化地导致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动摇，为中国文化产品乘势而上创造了机遇。

2019年起，义务保税物流中心的月度进出口金额开始走高，受全球疫情影响出现波动，但未阻碍市场成绩接连创下历史新高的趋势（数据来自robo.datayes）

从经济轨迹来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受益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也能够推动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

一方面，文化产业本身即是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前进到一定程度后，根据消费目的不同所归纳形成的主题型市场，其产生和形成得益于现代化生产和生产组织方式。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进步、金融工具和体系的完善为市场体系现代化创造能量，其中具象化文化元素神韵和提升无形资产的估值及风控水平两个过程，对于处于历史交汇点的中国文化产业而言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中高外部性、高附加值、高知识溢出效应的部分在推动现代市场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营造文化产业所需的优质营商环境是文化产业外部性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探索形成政策长效机制、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中竞争关系的进一步协调，都有助于释放市场活力，提升市场的现代化程度。

新闻传播服务、文化内容创作等高附加值门类通过与科技融合进一步提升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有助于增强市场结构的韧性，例如今年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在疫情冲击下逆势增长近20%，有效回补了经济损失和失业缺口。文化产业中属生产性服务业的部分则在弥合信息不对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等进程中兑现其高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stats.gov.cn

不论是从“十三五”转向“十四五”，还是从“第一个一百年”迈向“第二个一百年”，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交汇期，国际间竞争已成为创新的竞争，其受制于国家经济水平所能取得的竞争优势，且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以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为目标不动摇，在我国人均收入基本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二〇三五年，必将极大程度地催化社会创新氛围的活跃，容蓄大量综合性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突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EB/OL].(2020-09-30).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0

图片 | 来源于网络美编 | 吕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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